活在《寄生虫》和《小丑》世界里的人,没有选择的权利

事实上,没有哪一种罪恶可以脱离其诞生的恶质土壤。而每个人选择改变的方式,是付诸耐心和同理心,厘清恶的来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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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靠叠披萨盒赚口粮的一家人。/《寄生虫

艺术作品是一面折射社会样态的镜子,人们在其中获得视觉快感,同时也在反思现实。奥斯卡获奖影片中备受关注的《寄生虫》《小丑》,显现的都是极端环境下的两极人性,也一层层剥开隐匿于社会中的残忍真相。

百年之前,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·迪尔凯姆曾表示,社会事实以外在形式“强制”和作用于人,并塑造了人的意识;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由自己生成的,而是在外界的引导、熏陶和压迫中形成。

在今年奥斯卡获奖影片中,两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所传达的主题,或许可以促使人们再次重视和思考这一命题。

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原创剧本、最佳国际电影奖的《寄生虫》,将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真实维度剖开,让谎言、尊严、贫富悬殊等问题顺着缝隙流淌。

获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原创配乐奖的《小丑》,用小丑演员亚瑟从被欺凌到反抗的过程中暴露的血腥、罪恶、疑惑,凸显底层人民的社会困境。

艺术作品是一面折射社会样态的镜子,人们在其中获得视觉快感,同时也在反思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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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寄生虫》成为第一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影片。

《寄生虫》没有小丑的喜剧,没有坏人的悲剧

《寄生虫》的故事因“穷”而起,但若溯源归因,穷人们却不应背负穷带来的原罪。

窗前醉汉的尿、饭桌上爬行的虫、蹲在厕所马桶上才能蹭到楼上的Wi-Fi信号……失学在家待业的金基宇与父母、妹妹一家四口住在狭窄的半地下室,因得同学介绍,他伪造学历,前往朴社长家给其女儿做家教。

一家人在一系列“计划”中,也如寄生虫般陆续进入朴社长家工作。一些被隐匿的真相和试图维系的平衡,也随着这场闯入被揭露、被破坏。

《寄生虫》中,韩国导演奉俊昊用社会学的视角对阶层问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。

奉俊昊擅长将“社会问题意识”和“类型写作规则”叠加在人物关系、空间中呈现,比如影片中呈现的富人与穷人的二元对立——朴社长一家为富庶阶层代表,前保姆和她的丈夫,以及金基宇一家则为穷人阶层代表。

富人住在充满阳光、艺术感的豪宅之中,穷人只能住在半地下室,或者根本见不到光的地下室。

半地下室的一家人试图向上攀爬,而被前保姆藏匿在豪宅之下的地下室里的欠债丈夫,只能当一只暗无天日的蟑螂,靠偷偷啃食富人吃剩的残渣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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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哪怕关系对立,也很难将处境的对错完全嫁接在某个人物身上。这就像奉俊昊自己的总结,“这部电影是没有小丑的喜剧、没有坏人的悲剧”。

事实上,穷人一家四口能成功伪装,获得在富人家的工作机会,并不是巧合,也不是纯靠演绎与骗术得来的偶然。他们是有切实能力的。

金司机能够平稳驾驶奔驰,让朴社长手中装满咖啡的杯子在车辆转弯时表面几乎无波澜;金司机的老婆胜任管家工作,几分钟内就做出这一家人从未听说的菜色;儿子能胜任英语家教的工作,女儿可以对朴社长的小儿子进行艺术心理治疗。而金家的墙上挂有奖牌,证明这个家庭此前也奋斗过,有过荣光。

将他们推到“谎言与伪装”境地的,其实是人的社会需求的可实现程度。

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,人类有五个层次的需求:生理、安全、归属和爱、尊重、自我实现。

在电影《寄生虫》中,很难将五大需求与这家人的境遇逐一匹配,割裂和错位因魔幻现实的复杂性一直存在:

平时住在半地下室,明明可以以能力谋生,却伪造学历进入富人家;以为与富人女儿恋爱后就可以改变命运,却只敢在富人外出露营的日子,在庭院享受阳光,躺在浴缸中泡澡、看电视……

直到一家人撞破前保姆将其丈夫藏在地下室的秘密,前保姆也发现了这一家人的伪装,双方僵持不下时,朴社长一家的突然归来,让他们一面开始互相搏斗,一面吓得在屋里四处逃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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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,也正是这群住在半地下室、地下室的人,因彼此对基础生存条件的渴求而无法共存——富人家只能容纳一户家庭寄生,食物不可被分享。他们被逼得对住在地上的人做出反扑。

也许,观众会对那种毫不掩饰的张牙舞爪、杀红了眼感到不舒服,也会对豪宅里无辜的朴社长一家感到同情。但这些情绪背后,我们也需要思考:

一个社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,将人的尊严与优美剥除?极小比例的富人顺着资本之流,站在那么优渥的位置是理所当然吗?对这个世界毫无反思、警觉、关切,不能尽力抹平伤痕、关照他人的人,真的那么无辜吗?

《寄生虫》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观察:基于人的求生本性来考虑,因为生存不易,穷人经常作恶;因为活得太容易,富人更容易为善。

朴社长一家能通过气味辨别阶级,他们不会据此对金司机一家做出任何道德批判。金司机一家在行恶时,将为善之难归因为阶级差异,因而无法构建一套属于下等人的道德论述以正常化自己的行为。

学历可以伪造,身份可以编撰,家庭关系可以伪装,但身上那股出自同一空间的气味,就像烙印一样,固执地留在他们身上。这是地下室的味道,是杀虫剂的味道,是地铁里的汗臭味,是社会告知富人的、穷人才有的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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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某种程度上,与其说基宇一家寄生在朴社长家,不如说他们只是寄生在巨大城市、社会中的一只只焦躁不安的虫子,想办法生存,想活得更好、更幸福美满,却只是不停地被否定、打压。洪水可以轻易摧毁他们的家园,尊严也可以被随意谈论和抱怨。

一切的美好幻影,在前保姆的丈夫在豪宅庭院大开杀戒、基宇的妹妹被刺身亡、金司机举刀杀害朴社长时,就写好了破灭的结局。

但奉俊昊的野心没有在这里停下。

新闻播报里,杀人的金司机突然消失,其实他躲进了豪宅下那间原本不属于他“计划内”的地下室,再也不敢出来。为获得自由所付出的代价,是永远失去自由。

影片的最后,基宇通过豪宅中一盏灯传递的摩斯密码获知,他消失的父亲就在地下室。

在给父亲的无法收到的回信中,基宇写道:“爸爸,我现在立下了一个计划,是最基本的计划,我要挣钱,挣很多钱……等我有钱,要买下这间房子,等搬进去,我和妈妈会在庭院,因为阳光真的很棒,爸爸只要,走上来就好了。”

镜头随即切到躺在半地下室窗户下的基宇,光线昏暗,他的脸上仍铺满了未知与迷茫。也许,这也仅仅是一个“永远无法得以实现”的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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